开栏语

　　北疆文化

　　编者按：

　　为认真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指示精神，推动“北疆文化”建设见行见效，内蒙古文联决定举办“北疆文艺论坛”。本栏目围绕“北疆文艺论坛”的举办，组织区内外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围绕“北疆文化”开展学理性研究和阐释，力求为各艺术门类创作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本期推送《弘扬“北疆文化”，推进新时代内蒙古文学繁荣发展》。

弘扬“北疆文化”

推进新时代内蒙古文学繁荣发展

　　文/王妍

　　文学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北疆”一词泛指我国北部边疆，概念较为笼统。自古以来，“北疆”是历代王朝对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涵盖区域的北部疆域的统称。《汉书·叙传下》中写道：“綰(卢綰)自同閈，镇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姚氏案，《北疆记》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围汉高之所，今犹有壘壁。”新中国成立后，“北疆”是对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等中国北部边疆的指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2023年7月3日至5日)审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一下简称《决定》)，《决定》中首次提出“北疆文化”这一概念，并提出“着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充分挖掘和生动展现内蒙古大地上的厚重历史文化和丰富人文资源，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打造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容的‘北疆文化’品牌”。事实上，“北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和丰富多元的文化枝干，是将内蒙古文化放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中进行文化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时，“北疆文化”作为一个复合、多元，并不断行进中的文化样态，它的内涵和外延定应以社会历史为出发点，兼顾跨时空、多民族、多重复合的经济/文化格局特点。而文学作为文化的特殊表现形态之一，文化中包含着文学。北疆文化作为一个跨时空、多民族的多元地域文化形态，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既有属于历史范畴的，也有属于现实范畴的。因此，“北疆文化”的理论思考和探讨需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和复杂性出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点，从北疆多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审美取向等多重角度来审视和看待北疆文化与北疆文学，使之能够保存、传承和弘扬鲜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一、多元一体历史格局中的北疆文化与文学

　　在历史长河之中，北疆不仅是地理空间、生态空间、文化空间，也是多民族日常生产、生活的场域，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北疆文化。从历史的时间纵轴来看，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熏鬻、鬼方、戎、狄、羌、林胡、楼烦、匈奴、东胡、氐、鲜卑，乌桓、突厥、回鹘、契丹、室韦、库莫奚、霫、女真、党项、汪古、蒙古、藏族、满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先后出现，并创造了各自灿烂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北疆的文化样态即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复合式交叉前行。首先，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和相似度极高的北疆人类生存样态、文化形态来看，历史上的北疆文化圈，地域极其广阔，涵盖亚欧草原的大部分地区、中国北部疆域的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包括内蒙古、新疆以及东北其它一些省区的部分地区)、黄河上游的农耕文化圈等。其中一些地区还带有双重属性，如高原-草原型、森林-草原型等不同的环境属性。辽阔的地域、多民族的多元文化都对北疆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态产生着极其显著的影响。其次，从社会历史进程看，北疆文化区内各民族并非在各个时期都处在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些民族(如鄂伦春民族)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从原始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多元文化的历史格局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北疆文化的基本属性必定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了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等多元一体的北疆文化。

　　历史作为北疆多民族薪火相传的时间历程，既是探寻、研究北疆多民族文化过往的佐证，同时也是北疆文学不断重温、阐释、消费的对象。目前，我们所知道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北疆文学作品，大概就是《匈奴歌》(据班固《汉书》记载产生于公元前121年)了。在《匈奴歌》之后，还有中国历史上最早用夷汉两种语言(其中夷语是汉语记音，而非夷语书面文字)对译记录的《白狼歌》(“白狼”为西南夷中白狼羌族的指代)，这首夷语的歌谣体诗歌中包含了大量的汉语词汇，虽不排除汉译文本在翻译、流转过程中对诗歌原意进行润色、美化的可能，但其中所记载、传达了汉夷政治关系及夷民族情感却是真实、可感的。公元13世纪，蒙古族第一部由文人书写的民族历史《蒙古秘史》成书;而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虽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文字记载的史料比较有限，出现也比较晚。总体而言，北疆民族的书面文学传统也大致如此。事实上，北疆口传文学传统却非常丰富，从神奇恢恑的神话传说到数十万行的宏篇史诗，无不把远古的信息传递到我们这一时代。如古代突厥诸部神话《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记叙了“他(笔者注：乌古斯可汗)放牧马群、骑马、打猎”的游牧和狩猎生活;达斡尔族早期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描写的是畜牧生活，另一部神话传说《棒槌孩》中描写了“耕地、捕鱼和打猎”的“幸福”生活;鄂伦春族神话《大水的故事》《伦吉善和阿依吉伦》等都书写了深山密林的猎手和狩猎生活，而《三女神》《吴达内的故事》则记录了“没有打到野兽，就去捕鱼”“下江打鱼，上山打猎”，这种狩猎、捕鱼和采集多重样态的生活。这些貌似浅显的故事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早期北疆各民族真实的生产、生活状态。尽管早在匈奴时期，北疆人民就已经形成了五畜搭配、五畜分群的发达游牧业，但在游牧历史的整个过程中都有一定规模的农业、渔猎、手工业等生产方式相伴随，同时还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社会。近代以来，游牧经济主导的草原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定居畜牧业、半农半牧或农业人群迅速扩大，城市工商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迅速上升，多重复合的经济格局日益凸显，以至到游牧社会的全面转型。

　　现如今，内蒙古当代文学作为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体现，有着光辉的传统：起步早、起点高，并积极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其文学思潮、创作倾向、演变轨迹都与中国当代文学和谐共振。历史作为新时代北疆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的纵轴上看，时代的发展、生态的变迁、文化气质和生活视角的差异等都使其在不同的文本中呈现出多种样态，构成多重命题。归纳起来，新时代北疆文学的历史书写主要围绕民族、部族、家族的历史再现、英雄的历史传奇和革命历史书写三个方面呈现。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国北疆，历来都是祖国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内蒙古文学作为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其书写中弥漫着草原万物的自然脉息以及草原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也有着独特风貌。多民族的文化滋养，使得北疆新时代的历史书写既与时代的主潮同频激荡，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艺术气蕴，却罕见所谓颠覆与解构、矮化与戏仿，表现出了草原多民族人民的高贵品格和精神追求。

　　在多民族历史书写方面，蒙古族历史书写仍然占较大比重。如《混沌世界》《传说中的红月亮》(又名《红月亮》，上、下册)《满巴扎仓》《行走天涯》《信仰树》《红狼毒》《布里亚特女裁缝》《断裂》《青色蒙古》《穹庐》等作品都是为读者熟悉的;此外，还有表现鄂温克民族历史的《多布库尔河》，反映达斡尔族家族史的《伊敏河静静地流》《雅德根：我的母系我的族》以及《以父之名》等。此外，《行走天涯》《混沌世界》等作品往往被评论家视作“民族寓言”，因为这些作品以近乎寓言的叙事浓缩了蒙古民族的历史，甚至将触角探至人类的历史深处，并触及到人类自我追寻与回归的命题。

　　而书写英雄人物及其家族传奇一直是北疆文学历史叙事的另一重要支脉。郭长岐、刘春雷著《胡笳韵—蔡文姬》、冯苓植著《重振北元——草原传奇皇后满都海》、白金声著《阿思根将军》、包丽英著《蒙古王妃》系列等为数可观的作品，就是以书写英雄人物为己任的。这类英雄书写，在依然带有某些神话化、传奇化、风情化色彩的同时，更多了一份冷静、理性和人间烟火气，更多了一些人性人情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而真实性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历史复杂性的充分再现和生活细节的生动描写。其中，成吉思汗及其家族书写不仅占有较大比重，上述特征尤为明显。刘利华著《长生天》、包丽英著《蒙古王妃》系列、冯苓植著《震撼崛起——成吉思汗及其英武儿孙》，胡刃著《永不言败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子孙秘传》，乌雅泰著《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匹骏马》等，在塑造这些历史上有据可查的英雄形象时，无一例外地更多了一些辩证法，更多了一些现代人的审视目光，在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努力还原他们的人性本色，从而更能够引发现代读者的情感共鸣。

　　北疆文化的版图也在持续的生态环境变迁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互涉中，蕴含着中华文明多元共生、复杂演变的诸多必然性。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乌兰夫、多松年、奎璧等革命先驱创办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并撰写、发表相关文章，在北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红色革命思想，后“陆续出现以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王公贵族等剥削阶级为题材的早期革命文艺作品，如民歌、民间故事、漫画和诗歌等，唤醒广大边疆地区各族人民，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为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并被誉为“模范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蒙古族小说几乎都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创作，反映了党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涌现了云照光、玛拉沁夫、扎拉嘎胡、阿·敖德斯尔、其木德道尔、葛尔乐朝克图等老一辈革命家，结合自身的革命经历和生命感悟，生动书写革命战争的历史，其中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葛尔乐朝克图的《路》等成为了建国初期革命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在浪漫主义的英雄奏鸣曲中，塑造时代精神，谱写时代强音。

　　不仅如此，北疆革命历史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首先，壮美辽阔的北疆地域与自然风物不仅成为了人物生活、成长、开展革命斗阵的场域，也在多层面上烘托故事，深化了人物性格命运，是内蒙古红色文学的一大亮色。其次，在书写当代的民族“英雄史诗”时，多民族作家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将古代民族英雄人物原型化身为现代革命战争英雄。尤为重要的是，在北疆革命历史书写中，偏重对北疆大地上的多民族(尤其是蒙古族和汉族)，并肩作战，团结友爱的革命故事，并用鲜活的故事彰显北疆各民族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和拥护。北疆革命历史书写不仅对革命和战斗英雄进行了书写和歌颂，而且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民族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例如，《草原烽火》(乌兰巴干)讲述了共产党员李大年(汉族)领导蒙古族人民反抗封建官僚剥削，开展抗日战争的故事。《茫茫的草原》则书写了蒙古族女干部苏荣在共产党丈夫周大江(汉族)的帮助下，思想觉醒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小说多用质朴、曲折的革命故事展现了北疆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和拥护，歌颂民族团结与爱国精神，将民族团结视为革命胜利的关键，这种观念延续到新时代内蒙古红色文学的创作之中。

　　新时代以来，路远的《布里亚特女裁缝》《鄂尔多斯风暴》(电视剧本)、肖亦农的《穹庐》、韩静慧的《吉雅一家和欢喜佛》《姥爷的非主动抗战》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书写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彰显北疆文化的厚重底蕴。新时代北疆文学的历史书写，用开阔的场景、繁多的人物、宏大的叙事，对历史长卷进行横向铺陈，建构恢弘壮阔的艺术格局。

　　总的来说，随着历史的演进，时代、生活以及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坐标系中，北疆文化不仅蕴含着游牧、游猎生活的诗意图景，现代城市与农耕乡村的变奏同样是北疆文化这部恢弘交响乐中不可或缺的乐章。对于北疆作家而言，红色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已经内化为某种心理文化结构。他们业已打破传统的一元论历史观，对历史进行多视角、多维度评价，尝试用民间叙述、民间立场为历史书写带来新气象，展现北疆文化劲健疏野、浪漫天真、现实质朴、形态多样的刚性之美。

二、新时代北疆文学的现实性与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北疆地区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多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因而“北疆文化”也是由北疆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创造的，包含农耕、游牧、渔猎、近现代工业文化等多元文化构成。新时代以来，北疆文化繁荣发展，文学创新的多种可能性进一步显现，新的探索和经验不断涌现，有了诸多新机遇，也有了巨大的创新拓展空间。在新的时代经验面前北疆文学既在吸收前代经验，又保持着开放的姿态与时代同频共振，并积极地用新视角、新形态书写新时代的新事物和新经验，记录内蒙古多民族人民的生活史与心灵史。

　　新时代的北疆文学现实书写，在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上都突破了比较单一的价值取向和叙事方式，呈现出多元的叙事选择以及彼此迥异的创作宗旨。在新时代的北疆文学中，出生或者成长于草原的作家群体依然是主干力量。他们当中既有阿云嘎、白雪林、满都麦、肖亦农、邓九刚、路远等久负盛名的作家，还有乌力吉布林、海泉、海伦纳、艾平、萨娜、满全、海日寒等中青年实力派作家，以及海勒根那、肖睿、渡澜、阿尼苏等后起之秀。既有《印土》《榆树》等乡土叙述，《大风》《影》等改革书写;除了《北京时间》《离岸》《太阳雨》等城市书写;还不乏《青刺》《天使国》等充满阵痛的青春小说。

　　现实纷繁多样、变化迅速，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往往更容易与急剧变化的时代同频共振，反映现实也更为迅捷。艾平的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聚焦的是草原地区的脱贫攻坚故事”。艾平多年来一直从事散文创作，她的散文根扎呼伦贝尔大地，饱含人文关怀，而她的散文笔体映射在小说中显得更加平和亲切、娓娓动听。《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卷首语写道：“七十岁的包·哈斯对亲情的深挚、对友情的惜重、对草原生态的敏感、对生活的宽敞迎纳，无不包含着绵厚的家国之爱。”小说主人公包·哈斯是“草原上呼风唤雨的牧马人”，受人“仰望”。故事将扶贫主题与反映时代新变紧密结合，而主人公的明朗大气、敦厚热忱，使得小说枝蔓繁多而不显得繁冗。他三次回乡寻找多年失散的姐姐，而新时代新的传播方式、故乡的可喜变化都有机融入到这个曲折悲伤的故事底色中来，使得整部作品拥有轻快而昂扬的旋律。无论是包·哈斯对纯种蒙古马的保护以及姐姐当年绣的萨日朗花样的承续，无不显示着新时代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民族自豪感与时代自豪感的水乳交融。而郭雪波的小说《乌兰牧骑女孩》(《民族文学》2018年第2期)、阿勒得尔图的长篇报告文学《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人民文学》2019年第2期)、海德才的《鸿雁的故乡》(《人民文学》2019年第5期)、鲍尔吉·原野《乌兰牧骑的孩子》(2020年)和《乌兰牧骑的孩子：篝火与星空》(2022年)等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乌兰牧骑。多数作品采用追寻乌兰牧骑足迹的叙事方式，对几代文艺轻骑兵不畏艰难困难，高杨为人民服务的大旗，传递真善美的事迹进行多侧面书写，用一件件小事和真切质朴的情感来深化主题，再度呈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理念。而鲍尔吉·原野的两部作品，则以少年的视角，通过五个蒙古族孩子在假期中的奇妙经历将我们带回童年，用童话世界的纯真与奇异想象叙写了乌兰牧骑的传奇故事。

　　海勒根那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2021年)、《呼伦贝尔牧歌》(《民族文学》2022年第5期)都涉及到“精准扶贫”的主题。不同的是，前者充满寓言性质，突然而至的神秘“远方朋友”跨古连今。小说出虚入实，将对祖先敬仰与回望与当下人民幸福生活有机联系到一起，酣畅的叙述中难掩青年作者炫技的快感。后者则围绕“前进帽”和“牛仔帽”两个儿时朋友的对话，勾勒出了时代变迁中人物成长的轨迹，爱情、亲情、友情交织在一起，个人命运与社会的进步紧密相联。曾经迷途的“牛仔帽”重拾信心，草原牧歌演化成新时代的幸福之歌，在民族风情中唱响了多民族共同繁荣的主旋律。而郭雪波的《摇篮旁的额吉》则是以“人民楷模”草原额吉都贵玛等英雄母亲为原型，书写了20世纪“三千孤儿入内蒙古”的感人故事，用艺术的手法展示了草原母亲的博大胸怀与母爱的伟大，热情讴歌了中华各民族间血浓于水的人间亲情，字里行间浸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乡村叙述依然是北疆文学现实书写的重点领域，很多故事的发生地就是乡村。其中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正能量”作品自然居多，但也有不少作品不单单写欢乐与阳光，而是以现实主义的严肃态度审视和书写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焦虑”、变革的曲折与“阵痛”。当迈入新时代的门槛，北疆以加速发展的姿态走向世界，草原生态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城市化的进程都大大地加速了北疆被冲击、濡染和变异的速度，而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已然转向“半农半牧”、农耕，很多牧民甚至离开牧区走向城市，变成了外来的城里人。

　　从《流失的家园》(萨娜，2000年)、《哭泣的草原》(郭雪波，2002年)、《尾随族群的流星》(满都麦，2007年)、《寻找蒙古包》(哈斯乌拉，2009年)、《天上没有铁丝网》(阿云嘎，2011年)，到《到呼和浩特挣钱去》(白雪林，2012年)、《北京时间》(荆永鸣，2014年)、《印土》(乌·斯日古楞著，2014年)、《大风》(张凯，2017年)等作品无不反映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化、城镇化推进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间的种种阵痛。

　　白雪林的《到呼和浩特挣钱去》的情节则是“圆梦”的架构。乌伦和布和楚鲁从黄土高坡来到呼和浩特，历经给人打工、骑三轮车卖菜、租门市开店的曲折经历，最终回乡创办养猪场，以大团圆做结。小说写了他们生活的五次转折，在每次转折的档口屡屡出现“无根”“漂泊”等字眼，同时伴随着男主人“值得吗”的追问。而《印土》叙述的是另一种故事：丈夫意外离世后，萨仁不得不进入城市。她质朴、勤劳、善良，而生长在城市的弟媳却聪明、自私、世故，她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心理和情感距离。当弟弟、弟媳纸醉金迷的城市梦破碎，不得不回归牧野时，惟有草原才是他们精神救赎的“乌托邦”。小说以“祭祀斯崎敖包那达慕”开始，又以之结束，形成了一种闭合结构，其中不也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吗?

　　不论书写乡村还是书写城市，贴近实际、深入生活，反映人民生活，始终是北疆文学坚持不变的信条。《半圆的月亮》(阿云嘎，2013年)中那个年轻的“养蜂女”之进入牧区，骗走了25岁乡村小伙的感情和钱财。赵卡在其《无人幸免》《从细处崩断的绳子》等作品中，直面生活中的惨烈，发出一阵阵“山崩式的轰鸣”。无论是他笔下的贾二老虎还是包包、赵二夫妻，作为留守青年，他们踌躇满志，却又找不到生存的支点，只能随着命运一步步地沉沦。而同样的题材在青年作者阿尼苏的笔下则更具抚慰性。阿尼苏的小说读起来情真意切，带入感很强，他笔下的牧马人“我”知道“城市很好”，但他“无法适应”，于是“踏踏实实地当起了牧马人。”(《浩林潮尔》)在另一篇小说中阿尼苏对“她”对“另一种生活”的追求(《杭盖梦境》)表示理解，并对那些处于困窘无奈中，却始终不放弃挣扎和追寻的坚韧生命充满了赞许。他仿佛在说城市与乡村都在变，但守住自己的本心总不会差。

　　张凯的《大风》是“来自人与土地的声音”。乡村因为拆迁而“被消失”，市场经济的大风裹挟着失去土地、转换身份的昔日农民，掀起了命运的惊涛骇浪。“一个老头、一头牛、一个小孩、一村人”的田园诗在大风中烟消云散，生态建设、退耕禁牧革了传统养畜的“命”，农民变市民、城镇化建设革了农耕为生的“命”，一场金融风暴、家家放高利贷革了他们一夜暴富的“命”。小说围绕“禁牧、拆迁、放贷”等关键情节，追寻农民灵魂蜕变的心路历程，再现了改革大潮中的农民怎样在阵痛中沉思，在痛苦中前行。张凯和阿尼苏都采用了浪漫的结尾，即正视新世纪的乡愁，标示出小说的精神指向，也含有美好未来的寓意。

　　北疆新时代文学中也出现了大量展示城市生活的创作，如荆永鸣“北京”系列，鲍尔·吉原野散文中沈阳的烟火气，还有展示都市女性职场、情感生活的安宁的《艺术学院》(2012年)、晶达的《大猫就是这样逃走的》(2013年)、苏笑嫣的《芥末小姐》(2016年)等。其中，在荆永鸣的“北京”系列在文学界引起了不俗的反映。作品中内蒙古的故乡已经化为遥远的背景，他并不回避“异乡人”的“北漂”身份，所经营的小餐馆则是其体察世界的窗口。荆永鸣却保持着一种“平常”的心态来记叙漂泊的人生况味：一个“家常”的饭馆，一对“寻常”的夫妻，一群“普通”市民的叙事当中，总是绵延着生命的元气和根扎生活的地气，笑中有泪，苦中有乐，犹如既忧伤、又温情的小夜曲。

　　无独有偶，李文俊的《遥远的敖特尔》(2020年)、阿云嘎的《草原人在菜市场》(2016年)，晶达的《所有的灵魂都到河里去》(2016年)、李樱桃的《空心村》(2016年)等，都是聚焦社会现实，呼应时代主潮，关注乡村(牧区)新变化并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介入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存在当中，对城市和乡村进行从容多维的表达，展示多彩的现实人生和人物命运。他们的书写贯穿着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饱含着关怀人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理想，反映着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现实诉求，现实感和问题意识很强，显示了新时代北疆文学的胸怀和担当。

三、新时代北疆文学的自然生态书写

　　进入新时代，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学须臾没有停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出现了一大批记录美丽中国进程、贯彻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文学创作，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比如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报告文学，2012年)、满都麦的《骏马·苍狼·故乡》(重新集结出版的小说集，2015年)，肖睿《生生不息》(远方出版社，2015年)，鲍尔吉·原野的《草原书》(散文集，2017年)、艾平的《聆听草原》(散文集，2018年)等。2021年，内蒙古文学期刊《草原》第一期率先开设“自然写作”栏目，在新时代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绿色”风潮，正在以卓异风姿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建构。内蒙古作家队伍中有一支热爱草原、生活阅历丰富，对数十年来草原生态的变化有着切身体验，具有生态良知和使命意识的自然生态作家群，他们致力于展现北疆风景的深度与生命的厚度。

　　对于自然而言，倾听比探究更可信。艾平作为多年来一直深耕在北疆大地的汉族作家，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早已将她融入到这片土地之中。她的倾听安静而专注，《呼伦贝尔之殇》《聆听草原》等作品无不展示其身为草原女儿的热切、赤诚与悲悯。文本的净度与情感的热度奇异而又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使得温热的澄澈与沉重的忧伤漫溢开来。她记录“隐于辽阔的时光”中草原的“智慧和沧桑”“浑厚与博大”。她深入生命的现场，书写风景的深度;既有对自然的观察与聆听，也饱含着对生命的守护与尊重。同时，行文中也表达艾平对自然万物的祝愿：呼伦贝尔，万物安然!

　　而肖睿的小说《生生不息》则用镜头化的叙事，书写了一个家庭的三代人治理沙漠的故事。多年的影视专业训练，使得肖睿用镜头般的冷静沉淀叙述的温度，直面生命的孤独、执拗与理想，并以从容、敬畏的姿态来捕捉、审视、记录万物从诞生到灭亡的生命碎片。和自然交流，与命运对抗;青春与爱情，生命与传奇，苦难与坚守，共同铸就了毛乌素原始激荡而又浪漫庄严的生命强力!

　　新时代北疆自然生态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自然生态危机的警示，即是对人类贪婪物欲的“棒喝”，也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多民族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视阈、平等包容的生命理念，以及开放多元的艺术探索，达到了中国自然生态文学创作的较高水平。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北疆文化是在多元一体历史格局中，北疆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北疆文化包括红色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在内的，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同时，我们发现北疆文化崇尚力量，彰显生命原力，具有劲健疏野、浪漫天真、现实质朴、形态多样的刚性之美。新的时代有新的使命，北疆新时代文学作为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和有力支撑，北疆各民族作家深入现实，扎根人民，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