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郎伟

　　宁夏大学教授

　　一、“西部”和“西部文学”的概念厘清

　　（一）西部

　　我今天所说的“西部”，采用的是“文化西部”的概念，也是新世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新闻媒体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包括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南五省市(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重庆)，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再加上两个自治州：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10+2+2。这样的话，12个省级地域加上两个自治州，幅员大概有68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1999年末，西部总人口3.65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9%。

　　（二）“西部文学”

　　西部文学是指由世代定居于西部(土著)或者因各种原因(戍边、迁徙、贬谪、屯垦、盲流)流寓于西部的作家们所创作的描摹西部的自然风情、社会风情以及书写西部的人生故事和西部人的精神图景的文学作品。

　　新时期以来，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坛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西部作家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和茅盾文学奖的情况——

　　西部作家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情况：从1995年至2017年，共颁发了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短篇小说70篇，西部作家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5篇获得鲁迅文学奖，占获奖总数的21%。其中陕西和宁夏作家各获得3篇，甘肃、广西作家各获得2篇，四川、新疆、西藏、云南、贵州作家各1篇。

　　西部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情况，从第一届(1977-1981)到第十届(2015年-2018)，共评选出获奖长篇小说48部，西部作家有6人次获奖，分别是四川2人(周克芹、阿来)，陕西4人(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西部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率，特别是在中短篇小说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

　　二、西部文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西部疆域辽阔、水深土厚、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各民族同胞和谐相处、共同奋进，谱写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绚丽篇章。作为祖国西部地区人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出色描画者，西部文学以宽广的视野和多彩的笔调，精心描绘了西部人民的生活命运、内心世界和社会历史景观。这些文学描绘，既是我国西部社会历史进步和各民族心灵变迁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国故事”和“中国灵魂”的别致讲述，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地。

　　阅读中国当代西部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西部文学创作当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即作家们会在写作中相当强烈地表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格外推崇和由衷敬意，并通过各种人物和故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形象地呈现。

　　首先，在西部文学当中，对西部土地山川和社会风情的深深迷醉和眷恋，是弥漫于作品当中的一种情感总基调，这种故园情和土地情的描写，实际上是流淌于中华民族血液之中的浓浓的爱国情的书写。

　　在西部文学中，对于西部自然地理面貌和风土人情的书写成为最为重要的艺术元素，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将之称为“三画”(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描写，认为“‘三画’使西部新文学具有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风俗画面’，是西部文学赖以存在的底色。”昌耀本是湖南桃源县人，1950-1953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昌耀调青海省文联，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颠沛游离于青海垦区。1961年，流浪于祁连山下的昌耀写下这样一首诗：

　　《这是赭黄色的土地》

　　这土地是赭黄色的。

　　有如它的享有者那样成熟的

　　玉蜀黍般光亮的肤色，这土地是赭黄色的。

　　不错，这是赭黄色的土地，

　　有如象牙般的坚实、致密和华贵，

　　经受得了最沉重的爱情的磨砺。

　　……这是象牙般可雕的

　　土地啊!

　　昌耀在这首短诗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于土地的深情，几乎可以代表所有西部作家创作中的故土情和家园情。

　　还可以举两个宁夏作家的优秀小说来做例子。

　　宁夏不仅是一个具有漫长的农牧史的地区，更是一个多民族文化长期混合交融、和谐共生的所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底色，反映在宁夏短篇小说的创作当中，便是作家们会不自觉地在作品当中细致描绘民族民间的风土人情，将地域的民族的精神生活内涵审美性呈现，从而形成氤氲于宁夏短篇小说之中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情调。郭文斌的短篇小说《大年》是受众多评论家和读者称许的作品。这篇小说生动而细腻地描绘了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人民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如诗情景。小说从大年三十写至大年初一，关陇文化影响下的西北乡村春节景象尽收眼底。写春联、贴门神、挂灯笼、蒸馒头、上坟祭祖、供桌上香、开柜分年(把糖果、核桃、红枣分成堆)、磕头拜年，一切都是喜悦心情支配下的人间活动，处处都是中华文化温情脉脉的演出。小说借两个无邪儿童的眼睛观察大年景象，更增添了几分小说的画意诗情。汪曾祺曾经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着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推行)的，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融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了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 张贤亮祖籍江南，自小生活于中国都市，却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十九岁即来到宁夏平原生活和劳动。在劳改和被监管的二十二年当中，他的身心频遭磨难、数回死里逃生。1979年，张贤亮在文坛复出。复出后的张贤亮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他在《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等中短篇小说中，深度反思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和底层人民命运的肆意干涉和心灵的伤害，却从不对他有接纳养育之恩的宁夏平原有半句微辞。相反，张贤亮充满诗情地描绘宁夏平原的春夏秋冬景色，饱含深情地描述祖祖辈辈生活于西部土地上的底层劳动者身上存在的动人美德。在《灵与肉》当中，正是郭谝子等底层人民的发自内心的善良、包容、对弱者的同情、关爱，才使许灵均拒绝了资本家父亲的召唤而回到了黄土飞扬的塞北农场。小说中这样描写许灵均选择回到农场时的心情：“不，他不能待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生命的根!”张贤亮的早期小说带有极强的自传性，所以我更愿意把许灵均的心声视作张贤亮的夫子自道。

　　爱故土、爱家园，是爱国的基础，西部文学当中对生我养我的土地的爱恋，对于土地之上人民生活和独特的文化风情的礼赞，既来源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生活和农耕传统，也来源于自秦代之后而形成的“大一统”的文化思维和“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国家思维。

　　第二，在西部文学当中，对人的生命和自然万物的尊重与理解;对君子人格和“忠恕”善良等古老的道德原则的坚定持守，充分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仁者爱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

　　尊重万物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我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大陆性又处于北温带国家，四季分明是我国气候的基本特征，农耕生活是中华民族最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生活。这样的地理空间环境、气候特点和农耕生活的特点，造成了我们祖先对自然山川的格外崇拜，所以会视自然山川、田园河流、花草树木为亲人，会对自然脉搏的跳动把握拿捏得格外精准(二十四节气)。

　　中国哲学从文明初现曙光的原初时代开始，就一直朴素而坚定地认为人类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反对人类单方面的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在人与自然天地关系的理解上，主张“天人合一”，提倡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气息相通。《老子》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体会，所谓“道”， 在老庄哲学的观念当中，指的是超越自然和人世的最高原理和法则。所谓“自然”，则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然、本生状态，不受外力干扰和扭曲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庄子有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汉代，大学者董仲舒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辛弃疾词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贺新郎》)。应该说，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一直与自然万物保持着相亲相爱、和谐相处的亲密关系。

　　在新时期西部文学作品中，最早描写人与动物之间深情的作品是内蒙古作家乌热尔图(鄂温克族)的《七岔犄角的公鹿》(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少年猎手与山林中一只公鹿的几番邂逅和碰撞，生动地表现了山林民族与动物间难以割舍的那份柔情。

　　刘亮程是20世纪90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的西部散文家。在他的那些风格独特的散文中，无论是《狗这一辈子》《通驴性的人》，还是《卖掉的老牛》《与虫共眠》，都充满了对动物生命的理解、尊重和同情怜悯。刘亮程的创作思想深处，实际上是古老的老庄哲学，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在现代的呈现。

　　坚守永恒的人类道义精神原则

　　对君子人格和古老的道义原则的坚定持守，对高贵的人类精神价值的赞美与高扬，构成了“西部文学”深厚的人文性和最为动人的思想魅力。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生存的欢欣也布满命运的凶险和生活的血泪的历史。千百年来，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堪称强大的正义而仁爱的力量，我们才穿越了一次又一次苦难和伤害而走向美好的明天。文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种，它的天然的责任之一便是守护和弘扬人类的道义原则和高贵精神，以“美”和“善”的光芒，照亮生存的暗影和常常被世俗烟尘所蒙蔽的人类的灵魂。新时期以来的西部文学从起步阶段开始，就意识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正义原则和纯美的道德原则的坚守与弘扬，从来都是照亮作品的灵魂之灯。

　　张贤亮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肖尔布拉克》(1983年)叙述一个新疆司机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一个长年奔波于千里长途的河南籍司机，经历许多生活的磨难，也获得生活的美好馈赠。小说最打动读者的是司机内心深处所充盈着的古老而神圣的价值情怀，那种扶危济困、不计得失荣辱、救人于非常之险境的价值持守，既是古老的道德原则的褒扬，也是感动读者的审美所在。乌热尔图(鄂温克族)的获奖小说《琥珀色的篝火》(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叙述猎人尼库在送重病的妻子就治的途中，暂时抛下妻子而去救助三个陌生探险者的故事。尼库与三个探险者素昧平生，为什么要费很大的力气冒险去救助三个陌生人?因为尼库一家人不忍心看着对山林世界的凶险毫不知晓的三位探险者遭遇不测。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孟子的一段话“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陕西作家邹志安的《支书下台唱大戏》(获得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当中，一个一心为民的村支书李润娃因为不愿意搜刮百姓而被上级免掉了官职，村里的百姓尽管依然贫困，然而他们愿意凑钱请县秦剧团，为蒙冤的村支书李润娃唱大戏。这是怎样的古老道义情怀——好人老实人不能随便让人欺负!蒙古族老作家阿云嘎2011年发表的小说《天上没有铁丝网》也是一篇注目当下，在对古老的道义精神由衷赞美的同时表达现实忧患的作品。小说主人公牧民萨勒吉德在平日的生活中是一个心地善良、与世无争人，他的古道热肠曾经感动了许多乡亲。然而，草场实施了承包制之后，竟然风气大坏，许多人变得异常自私，毫无人情人性可言——连萨勒吉德的两个儿子都为了小家的利益大打出手。萨勒吉德最后只好逃出家乡。《天上没有铁丝网》给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开放式结尾，我更愿意相信，作者是在为传统草原文化的衰落唱响悲歌。宁夏70后作家张学东的短篇小说《送一个人上路》(《上海文学》2003年第8期)以颇为别致的笔调，叙述了祖父如何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憎恨厌恶之情，而将生产队原饲养员韩老七迎养家中并在韩氏病亡之后为其送终的故事。小说的补记部分揭开了此事的谜底：多年以前，当祖父还是生产队长时，韩老七因为驯养军马遭受意外伤害永远失去了性功能。祖父当时摞下过一句话：“你，老七，一块住吧。只要我不走在你前头，到时候我送你上路。”就是为了这一句庄严的承诺，祖父用六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陪伴韩氏、供其吃喝，极尽谦卑讨好之能事。出生和成长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宁夏60后作家漠月的短篇小说《父亲与驼》讲述父亲将生产队的骆驼视作自己亲人的故事。当一头老儿驼因年老体衰忽然失踪之后，父亲无视酷暑天气，用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在沙漠深处不停地寻找“老伙伴”。父亲如此不顾性命地寻找一头牲畜，原因是老儿驼当年当头驼的时候，它的子孙当中出了二十峰军驼。在父亲的意念当中，对一个有过“军功”的骆驼，是不能不管它的死活和最终归宿的。这是人间的道义原则所在，是人类生命原则对于另外一种生命的投射和迁移。

　　第三，在西部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男性形象的塑造，还是温柔善良、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深刻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追求和价值情怀。

　　现代以来，西部的社会发展速度总体落后于东部。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不能说西部已经完全进入现代化社会了。在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西部一直处于前现代社会，在农耕文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古老中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原则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在西部文学作品中，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男性形象的塑造和温柔善良、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自然的文学选择。

　　《白鹿原》依托于动荡的时代背景和异常复杂的中国乡土社会，富于深度地塑造了一批具有丰富的性格内涵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于白嘉轩形象的刻画，表明作家对乡土中国的文化奥秘有着非常深入的体察和思索。在白嘉轩身上，君子的积极进取、不惧担当、忍辱负重、以德报怨等优美人格，表现得极具光彩和魅力。温亚军《成人礼》(原载《大家》2006年第1期)中“父亲”的形象，实际上也具有代表性。在西部文学作品中，那些沉默寡言、隐忍坚定，勇于奉献和大义凛然的男性形象，无一不代表着是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集体性格和文化传统。

　　在西部作家的创作当中，温柔善良、勤苦隐忍、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一道动人风景。从新时期早期张贤亮笔下的李秀芝(《灵与肉》)、戈悟觉笔下的梅青(《夏天的经历》)，到石舒清笔下的环环媳妇(《节日》)、李进祥笔下的阿依舍(《女人的河》)、漠月笔下的大嫂(《锁阳》)，一直到前几年马金莲在小说中塑造的荞花(《荞花的月亮》)、阿舍(《鲜花与蛇》)、陈彦笔下的忆秦娥(《主角》，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虽然作家们写作的时代环境和创作心情各有差异，但对善良优美女性的由衷喜爱和倾情塑造却是一以贯之的。熟知文化史者都知道，女性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担当着“地母”的形象，她们代表着温润、善良、宽厚、包容、忠贞、奉献等等美好的人文价值的永恒拥有和坚定持守。西部作家痴情于塑造优美善良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显示着他们对女性命运深切关注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另一方面，在“生活以奢靡为佳、人情以放荡为快”的礼崩乐坏年代，他们也是想借女性这一文化符码，赞扬与呼唤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曾经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人文精神和价值情怀。评论家贺绍俊这样评价宁夏小说创作当中的人文性特质：“宁夏作家群体精准地表达出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人类积累的精神价值，它是由伦理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构成的。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提升和丰富了当下文学的精神内涵。”诚哉斯言!

　　(本文原发《金钥匙》202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