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三千孤儿入内蒙”的

文化阐释

——兼谈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的

典型化方法

　　张志国

　　巴彦淖尔市网络与新文艺群体协会主席

　　巴彦淖尔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在党中央领导下，将3000名来自上海及南方其它几个城市面临饥饿营养不足的孤儿接到大草原抚养，草原牧民本着“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原则，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并养育了这些孤儿，成就了一段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佳话。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根据“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创作而成，蕴含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并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

一

　　据记载，“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事情缘起于“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缺乏，大家都在为如何渡过难关积极想办法。”(《乌兰夫回忆录·忆周总理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建和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第一版200页)乌兰夫同志在北京听中央妇女儿童工作负责人康克清同志说上海与华东等大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当即表示“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引文来源同上)不久，周恩来总理又亲自过问这件事，并表示：“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具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引文来源同上)从以上记载可以领悟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人民情怀，他们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对孤儿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在乌兰夫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及相关部门成立专门机构，抽调一批医护和保育人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保育工作，“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的育婴院抚养。”(引文来源同上)

　　在《乌兰夫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第一版)一书中，同样记载了这件事，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在为粮食问题犯难，乌兰夫同志在1960年8月26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讲到“立即开展一个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贯彻执行中央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解决吃的问题。”乌兰夫同志对于民族团结互助的大政方针一直非常重视，同时期他在《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不断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的文章，强调“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由此可见，周恩来、乌兰夫、康克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站在民族大团结、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高度，对待安置孤儿这件事的。

二

　　草原牧民的无私奉献与大爱无疆是成就历史佳话的最可靠保证。据讲述，内蒙古先后接纳了3000多名孤儿，牧民称这些孤儿为“国家的孩子”。这些牧民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们主动担起这份国家责任。年迈的额吉、中年妇女、新婚夫妇，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前来收养这些孤儿。刚到草原时，孩子们衣服上都别着一块小布条，上面的数字编号是他们的代号。走进蒙古包，草原额吉给他们取了好听的名字，从此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当时，为了更好地保障幼儿的健康和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的育婴院招收训练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青壮年妇女作保育员，成了孩子的“额吉”。她们尽职尽责、全心全意照顾孩子们。乌兰察布盟(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都贵玛就是其中一员。1961年她年仅19岁，被分配到四子王旗保健站，抚养旗里刚刚接收的28名“国家孩子”。这些孩子最小的刚刚满月，最大的6岁。都贵玛用无私的爱和宽广的胸怀，给了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从喂奶喂饭到卫生护理，她常常不眠不休；孩子生病了，她冒着凛冽寒风和被草原饿狼围堵的危险，深夜骑马奔波几十里去找医生。在她的悉心照料下，28个孩子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经常挨饿的年月，堪称奇迹。就这样，草原额吉用自己的大爱，践行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

　　淳朴善良的牧民生活在广袤无垠的草原，天人合一，胸怀就像草原一样宽广，他们接纳来自远方的孤儿，固然也有自己的考虑(草原缺少孩子)，但能够在艰难境遇中历尽千辛万苦像抚育亲生儿女一样养育那些孩子，其情怀其精神无疑是伟大而崇高的。正如乌兰夫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评价的那样，“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草原牧民这种跨越山海感召万里的母爱，是人间最可宝贵的感情，也是蒙古族民族精神的体现。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余大钧译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天，朵奔·蔑儿干到脱豁察黑·温都尔山岗去捕猎野兽。他在森林里遇见一个兀良合惕部人，在杀一头三岁的鹿用火烧烤那头鹿的肋条和内脏。朵奔·蔑儿干对那人说：朋友，请把烧烤的肉给我一些吧。那人把连肺的鹿的头部、气管和鹿皮自己留下，把那头三岁鹿的肉全部给了朵奔·蔑儿干。”那位兀良合惕部人能够对一位陌生人将烤鹿肉慷慨相送，反映了蒙古族人民淳朴善良乐于助人坦诚正直的品格。这个故事表明，蒙古族人民团结友善、守望相助的高贵品德流淌在民族血液中永久不衰，世代传承，难能可贵。

三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表征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越性。恩格斯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在利益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讲”，1845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5页)正因为有这利益上的“一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无论哪个民族，也无论地域相隔多么辽远，三千孤儿都得以妥善安置并享受母爱阳光。恩格斯又说，促进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之一“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为全移民区造福。”(引文来源同上)面临饥饿威胁的孤儿们进入草原，除了解决燃眉之急，还有一个长远考虑就是为草原的社会主义建设储备劳动力，这可以从前文关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得到证实。恩格斯又说“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业。”(引文来源同上)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义举，正是这样一个范例。

　　此外，从人的精神道德层面来看，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才有这样的觉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定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旧社会的自私自利观念，在草原上自然也会打上历史的烙印，但一当广大牧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集体劳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下，他们就会把共同的理想目标作为其行为的精神基础，主动积极进行社会合作，而领养孤儿正是这种合作的义务和责任。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对于道德，也和对于人类其他知识部门一样，确是前进了一步，这是勿庸怀疑的，不过我们依然没有越出阶级道德以外。”(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页)内蒙古人民正是怀着对异乡孤儿的无产阶级感情，才伸出援救之手，接纳抚养他们。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以外的任何形态的人剥削人的社会里都不可能发生。正如鲁迅先生所断言，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烦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捡煤渣老婆子的酸辛!

四

　　从中华民族漫长的文化根系上看，“三千孤儿入内蒙”也诠释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珍爱生命、守望相助的思想内涵。《易经》作为群经之首，明言“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关于万物生生不息的学问，而首先是关于人类生生不息的学问。(台湾学者徐芹庭《细说易经》第153页：“生生不息，变化前进不已，就是易。”)就是说，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上，就把生命的延续看作宇宙人生的根本之道。而生命的延续，靠的是仁道见之于实行，即“显诸仁，藏诸用”。能够鼓动万物的生机，日新又新，从而创生“富有”和“盛德大业”。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说：“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指出生命脆弱，危机无处不在。在三十九章中又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老子用名利和生命作比较，说明生命重于名利。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名利甚于利箭，为了名利而伤及生命的事常常发生，须谨慎待之。

　　儒家经典《论语》也有类似的记载。《论语·乡党》中说：“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体现了孔子对生命的关爱。马厩着了火，孔子听说之后所问的是伤人没有，而不去问马的情况，关心的是人而不是财产。对话中这种人文关怀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儒家经典《礼记》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像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样，正是中国古代圣贤所追求的社会理想。

　　墨家的代表作《兼爱》中说：“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墨子把这种“劝人兼爱”的思想作为富足天下、稳定社会秩序的前提，认为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因而损害父亲以自利；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因而损害兄长以自利；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因而损害君上以自利，这就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

　　综上所述，贵生与仁爱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各族人民的生活都有深远影响。三千孤儿入内蒙及以此题材创作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弘扬的正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德。

五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既有历史真实的基础，又有艺术上的求新独创。就主题思想的确定而言，电影突出表现爱与无私，即在事件本身包含的社会制度因素、领导者革命情怀因素、草原牧民母爱因素、传统文化血脉传承因素等诸多因素中，集中突显了“草原牧民的母爱”。这种艺术化的处理，完全符合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二者相结合的创作要求。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康士坦丁诺夫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论艺术”部分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描写真实，但艺术的真实并不是现实的简单摄影，并不是把事实简单地描绘成自然主义的风俗画，而是要发掘现实中各种现象的意义，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以艺术的方法把它们再现出来。”(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本496页—509页)影片突出反映孩子们远离家乡、将要融入新环境面对新家人的际遇，而他们的所有不安与伤痛，都将在此过程中被草原牧民的人间大爱一一化解，为读者展开一幅感天动地的情感画卷，这正是影片制作者的独运匠心所在。影片在情感方面的处理非常细腻，淋漓尽致表现了上世纪中叶中国上海和内蒙的特定场景，使读者感同身受。杜思珩带着观众领略草原人的热情豪爽、宽容，草原骑士的奔跑追逐，狂野潇洒，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以人合天的乐观精神。母亲临终时的话句句围绕对女儿的思念和愧疚，杜思瀚寻亲之旅也时时伴随对童年以及成年后种种往事的回忆，在母亲暮年、得知自己患有绝症的情况下踏上寻找妹妹的路途，同样也满含“愧疚”。六十年的时代变迁，岁月沧桑，风云变幻，新旧交替，心境变化和人间际遇，每段故事都令人感慨，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演员淋漓尽致的表演，共同营造出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影片故事通过杜思瀚的寻亲之旅切入，回望60多年前艰苦但动人的岁月，以杜思珩人生轨迹为主线展开叙事，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集中化简约化处理。这无疑一种典型化的手法，而典型塑造正是任何艺术表达主题所不可忽缺的基本方法。“现实主义艺术的艺术形象通过个体来反映并表现被描写的现实和社会生活最重大最典型的事物。现实主义艺术家在创造形象时，体察到被描写对象的内在世界。他以个体化了的性格和具体事件，给我们描绘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反映出社会生活以及某一阶级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心理、习俗、道德面貌的重要特点。艺术所创造的一连串的艺术形象在我们面前展开社会关系、历史事件的完整景象。”(康士坦丁诺夫“论艺术”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本496页—509页)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也有类似的论说，他说“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文学的幻想》别林斯基著满涛译刘湛秋主编“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年9月第一版)影片《海的尽头是草原》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事件，为人们徐徐铺开一幅草原人文风情的壮丽画卷，演绎一段跨越血缘与地域的动人故事，“那些往事，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由陈宝国饰演的老年杜思瀚的台词)，所塑造的正是别林斯基称之为“熟悉的陌生人”的形象。所谓熟悉，是因为它来自生活，概括了读者曾经感受和意识到的现实关系中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使读者能从这一典型形象联想到某些类似的人物。所谓陌生，是因为有这样个性特征的人似乎从来没有过，是新对象、新生命，寄托着作家启人深思、引人向往的审美理想，因而给人以新的美感满足。

　　总之，“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故事绝非孤立存在，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紧紧联系，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紧紧联系。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所展现的既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