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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回顾】散论近十年内蒙古诗歌
来源：内蒙古评论家协会 2022-11-24 11:11:58 阅读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内蒙古高度重视、亲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内蒙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内蒙古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内蒙古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牢记殷殷嘱托，以时代为卷、以文艺为笔，书写了新时代内蒙古文艺的锦绣华章。本平台开设【十年回顾】栏目，陆续推出系列文章，回顾新时代内蒙古文艺发展的历程。
【十年回顾】
抒情的时间、哲理的空间和“幸福”的诗学
——散论近十年内蒙古诗歌
鄢冬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副教授
内蒙古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给诗人提供了足够多的写作素材。内蒙古各个盟市之间文化差异大，即便不出省，就能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从呼伦贝尔到阿拉善，有高原，有平原，有山地，有草原，有沙漠。有人迹罕至的戈壁，也有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的城市。农区、牧区比邻而居，闹市、小镇相依无害。诗除了作为纯文学中较为高级的一种写作方式之外，它还应该作为复杂的文化表达和呈现存在。因此，由于内蒙古不同地域空间给诗人提供的文化讯息是驳杂的，他们的书写自然就带有鲜明的驳杂性。
内蒙古又是诗歌大省，写诗者众多。无论是《人民文学》《民族文学》《诗刊》《扬子江诗刊》《诗选刊》等知名刊物，还是内蒙古本土刊物《草原》以及一些地市级刊物，内蒙古诗歌具有一定的发表量。全国骏马奖，有两次惠及内蒙古诗歌，骏马奖有查刻勤译的《阿尔泰新诗选》，满全《春夜，谁在呼唤》获奖。在2012年以来的三次索伦嘎奖评选中，有《色玛》《变迁三部曲》《没有墓地的伟人》《草叶上的海》《风中妩媚的花瓣》《平凡的怀念》《取悦央金“如”字长歌》《大水之声》《天上草原》《在时光的风尘中牵手至今的群山》《人生幽曲》《察哈尔歌谣》《站在高原的脊背上》《蒙地诗篇》《苏尼特》《大丝路》《别力古台》《内蒙古女儿》《女人和她的马》《金黄色的疼痛》等诗歌获奖。
然而，内蒙古还远非诗歌强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的缺失：一是拳头诗人、现象级作品输出较少。无论是从全国诗歌年选，还是从各大奖赛获奖名单来看，内蒙古诗人占据的比重都较小;二是既往的“草原诗歌”难以在诗坛获得持续的关注度，其他类型的诗歌没有相对稳定的文化向心力，因此难以形成鲜明的价值体系。自然，内蒙古诗歌存在的问题中，有些也属于全国诗坛的共性问题。随着网络媒介不断冲击，文学愈加边缘化。因此，指望诗歌文本生成价值体系和文化向心力，其实相对比较困难。然而，以西藏诗歌、甘肃诗歌这两个从文化形态或地域亲缘相近的区域诗歌作为对比，内蒙古诗歌还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如果检视这十年来的成就，我更愿意把它归结为，在保持生态诗歌这一特色的同时，还具有文化的驳杂性与表达方式的多元化，同时，面向并表达生活的能力在不断加强。总体来看，十年内蒙古诗歌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带有明显抒情色彩，具备时间感受力、事件概括力和鲜明精神立场的时间性文本。
众所周知，抒情诗一直是内蒙古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是上世纪90年代“拒绝抒情”等口号的提出，也无碍“抒情”依旧成为内蒙古诗歌中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布林贝赫、纳赛音朝克图等内蒙古诗人形成了较为坚实的抒情诗传统，它们往往带有明快的单线条色彩和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这种诗歌的产生一方面受到同时代全国诗坛的影响，但同时也与内蒙古大地所给予诗人浪漫、幻想的广阔性脱不了干系。
抒情，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诗歌的主旋律。原因是，诗的写作本就是一种性灵写作，它更讲求灵感和情感瞬间的迸发与握手，而不是理性逻辑长期的编织与生活经验过于繁复的积累。情感是文学艺术的核心推动力，有情的诗才显动人、婀娜。当然，抒情并不只是抒情诗的专利，但抒情诗却容易成为一个省份、地区、族群的名片。“诗歌是以抒发主体的情绪为主的，因此它的语言也主要是情绪的物质化。这一特点便决定了抒情功能成为诗歌语言的最重要的功能。”[1]
近十年内蒙古的抒情诗创作，呈现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内蒙古的抒情诗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文化惯性，那就是，具有鲜明的生态美学价值，以蓝天、白云、草原、山川、农田为主的绿色风景带为背景或意象，以写意或写实的姿态呈现善良温暖的人性与细腻的情感。阿尔泰、蒙根高勒、斯日古楞、海勒根那、樵夫、柳苏、蒋雨涵、远心、王笑风、农子等诗人都创作了一些此类的诗作。这一类诗歌，也往往是外省人狭义认知的“草原诗歌”。在另一篇文章中，笔者曾经提到，内蒙古诗歌的生态价值反映在美学和心理学两个层面，需要被提倡“自然写作”，反思人类命运，重审人与自然关系的今天被重估。[2]
在这些诗人中，海勒根那的生态诗歌，我认为被低估了，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其小说创作掩盖了诗歌特有的光芒。阅读海勒根那的诗，仿佛和他一起穿行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但毫无疑问都充斥着悲壮和血色浪漫的味道。如他的《陈巴尔虎的傍晚》“牛粪垛，我认识你/炊烟直上的蒙古，我认识你/推开的包门，我认识你/当大地一片辽阔的黑暗/而天边沉去的火啊/点燃我悲伤的火/把羊群遗弃，把瑟瑟的傍晚遗弃/我的陈巴尔虎/你被苍穹层层裹紧的深秋/那寒风吹黄吹瘦吹得干枯的脸/布满羊皮的褶皱，母亲乌红色的褶皱/而飞越黑夜与高处的一队队鸿雁/每一声啾鸣都是一阵揪心的痛/那清冷而干净的痛/像一根根被秋风吹断的枯草/枯草多么渺小我就多么渺小/一只羊多么脆弱我就多么脆弱/母亲，今晚我要盖上被子/好好睡觉”。如果说海勒根那的小说是光怪陆离的神奇世界，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游侠的形象，那么诗歌则相对而言更为清澈、透明，也更容易捕捉文本中的情感讯息。对比而言，小说玄妙与繁复，意象和形式汇成了深邃的海洋。诗歌却追求单刀直入的纯粹和明快，像一条蹦蹦跳跳的载着忧愁和欢乐的溪流奔驰而去。海勒根那的诗，似乎在为小说相对晦涩的表达进行代偿，但因为没有太多的“刻意”反而更有清新之风。
在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一类诗歌并不仅只是对风景人情的讴歌，而是筑牢人类命运体的有力抓手。因此，这一类诗歌不仅只在文学领域认定价值，而是应该在心理学、美学层面认定其生态价值。它也不仅只是讴歌式的碎语，而应该成为精神世界构建的一部分。
然而，只是立足于风景或人情人性美角度的抒情诗往往呈现出单薄的审美疲劳感。这并非是内蒙古诗人写作能力不够突出，也不是内蒙古的自然资源不够丰富，而是因为，诗歌创作是由外到内在向外的心理活动，但它不能流于外在，一方面容易造成主题、题材的重复，另一方面容易造成情感表达的平面化。抒情的平庸会造成抒情的空心化、均质化。抒情如果不平庸，就一定要具有深度和层次。抒情主体也不应该是纯粹的，外放的，而是具有一定思辨和内收特质的。可以说，草原诗歌中大部分，都更接近清澈的歌谣，或是一唱三叹的歌行体，在此前提之下，抒情主体很难保有思辨的状态，也一定程度阻碍了它的意义体进一步裂变。
第二个特点是内蒙古抒情诗近年来的一个突破，即立足于现场，对于历史进行追思，以回溯过去的方式重估当下的价值，以风物传递忧思。写作这一类诗作的诗人主要有满全、白涛、牛敏、高朵芬、赵春秀等人。实际上，人很难摆脱当下的束缚独立或纯粹地谈论“历史”，或者进一步说，任何一种“历史”的言说都具备鲜明的当下立场。诗人立足于脚下的山水与历史中的风景和人物进行隔空对话，进而借“思古之幽情”抒发人文情怀。满全的诗集《今夜，大海在北边》，白涛的诗集《长调与短歌》，高朵芬的诗集《一抹蓝》都属于此类作品的突出者。
满全善于写作历史题材的抒情诗，他的诗集《今夜，大海在北边》，以海外生活为题材，寻找生命的安宁。《远去的王朝》、《金阁寺》、《东京不相信诗人的谎言》、《东京之秋》等作品过描写异国生活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他的诗歌自有一种开阔的气度，同时又展示出渺小与伟力的悖论，比如《准噶尔王朝古城》：“面对无尽的时空/无法找出苍穹的印记和大地的轮廓/是谁在帝国废墟上畅饮一杯烈酒/一首古老的牧歌在天边荡漾/鸟群划过群山之巅/一个人站在北方的夜空下/等待着前世的兄弟”。应该说，如果只是漫无边际地瞻仰过去的神迹，诗很难赢得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但把“一个人”代入其中，苍茫的古意和侵入人心的悲怆就席卷而来了。白涛的诗集《长调与短歌》，获得了较高的肯定：“作为一位当代蒙古族代表性诗人，白涛的长调幽远、短歌遒劲，他以嘹亮的歌喉，唱出一曲蒙古民族的英雄浩歌。”[3]实际上，他文本中，“自我”仍然是镌刻历史风云的醒目符号：“琴手啊/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勇敢/猛抬头/滂沱泪水之中/你看见我的身后/是草原上黑色的群山。”(《马头琴手》)高朵芬的《一抹蓝》中，“寻找”几乎贯穿了诗集始终。诗人执着近乎于偏执的寻根意识，让语言获得了更多的表现力：“许多时候，一阵风超过一匹马的速度/从褶皱叠起的地势流变/低处有蜥蜴卷着尾巴仓惶而逃/那神色令人不安/我看到，命运多舛的北纬40度高原/上空，依旧住着一轮唐朝的月亮。”(《一匹马，以一条河的姿势奔跑》)
二、具备一定哲理性，同时通过典型场域表达诗人思考自然、社会与人类关系，并具有一定价值判断和倾向的空间性文本。
如果说抒情诗因其情感表达节奏的明晰而具备时间意识，是拥有历史广度的时间性的文本。那么哲理诗，或者有较强哲理性的抒情诗、叙事诗就是拥有思想深度的空间性的文本。近十年来，广子、恩克哈达、包立群、孙永斌、李文俊都写作了一定量的空间性文本。这一类诗人，与抒情诗人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执着于当下的自然或过往的历史，往往把自然物象或社会事件当做某种表情达意的媒介，或者是从此岸到达彼岸的桥梁。
广子《蒙地诗篇》是近年来难得的作品，原因是它近乎于袒露地表达了内蒙古特色的空间经验，更为珍贵的是，他试图做一个审慎的思考者：“尽管蒙地诗篇系列凝缩或延展了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景观，但我不赞成将广子的在意义之外漂浮的自由身体视为奥德修斯式之旅，他和叶芝一样，在审美上都是实用主义者，认为诗歌只可能来自诗歌自身，就像他的蒙地诗篇系列，与其说是他受困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幻象，还不如说他对每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念念不忘。”[4]赵卡的评价比较中肯。他认为广子的写作远非流浪式写作，也并不是献祭式写作，而是更多的沉浸自我的写作。的确，广子《蒙地诗篇》也许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确实可以看作是一组书写内蒙古的优秀作品。其中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组行走的具有“生长性”的诗篇，因此可以无限繁衍并产生意义。其实，争辩它究竟属于奥德修斯式文本还是实用主义文本并不重要，它们是空间的产物，也是个体对于空间特异式的观察，却又蕴藏里无数的可再生产性。诗评家张德明也同样肯定了组诗中蕴藏的“灵性”：“阅读这个系列诗章，我们不觉会被草原那神秘的气息和奇幻的魔力所深深吸引，对那片广袤土地的山水草木悄悄生出了敬畏之情，并鲜明地感知到，有无数灵性的光亮，时刻在草原之上闪烁着。”[5]实际上，灵性的确应该是诗人面对空间所发出的诗性反抗，否则，空间之下，靠什么来支撑人的卑微和渺小呢?
灵性书写同时也是一种智性的书写，会让诗人面对寻常事件或景物，也能陡然深刻，比如，李文俊的《夜行》：“山丘低矮，一座连着一座/朝着巴音杭盖方向延伸/鹿、芨芨草和突厥人拉满弓的石头/都在斜阳的光照里。我们走着走着/天就黑了，有那么一刻/我脑子一片空白/眼睛有点不太适应突然降临的黑暗/山丘上有一峰骆驼/也在夜色中/不紧不慢地游走/风吹着这个凉爽的夏夜/月亮从驼峰之间弹出/在我的注视下，一点点升高/我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朦胧和深不可测/从我家到巴音杭盖/徒步需要三个小时左右/父亲走在前，如同一尊移动的雕像/我紧随其后/多少年一去不返/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能隐隐感觉到/他和他背后星星的气息”(《夜行》)李文俊的这首诗，就体现了具有典范性的人与空间的关系。特别是“月亮从驼峰之间弹出/在我的注视下，一点点升高”这一句，把月亮和驼峰的相对运动和静止都体现得富有流动性，同时，“我看”又赋予了空间更多的层次。即便本诗依旧在写草原，在写夕阳，写村庄，但显而易见的是，诗人正处理空间带给人的深层影响。空间之下，人的渺小，空间之下，人的博大，都通过诗句加以揭示。
实际上，内蒙古诗人正摆脱抒情诗的焦虑，转而走向精神之境的探秘，走向哲学的诗。“一首诗，即是，它在适当的读者底心灵中所构成的真实的经验，约束着他对于世界的反应，并且整理他的冲动，乃是我们研究他人对于事物如何感觉的最好的证据。”[6]
三、试图以口语形式表达日常诗意的“悖反性”诗歌，此类诗歌往往讲求运笔的突转，于平静中起波澜，反而具有朴素美学价值和生活质感。
尽管自然、历史足以给诗人提供无尽的素材，但最终还是要回归鸡零狗碎的生活。从生活中寻找诗意，这不仅意味着诗歌从形而上的穹顶滑落至形而下的泥土上，而是对人类生存价值的再次确认，以诗歌的方式赋予人在生活中的二次重生。生活总是缺乏诗意的，它往往千篇一律而冗长猥琐，但诗人的书写会让生活焕发“如见初恋”的美好。敕勒川、温古、赵剑华、青兰格格、赵卡、闫红梅、曾烟、景邵德、唐月、马端刚、戈三同、刘琳等诗人，十年以来致力于对生活的发现和诗意的开掘。这其中，敕勒川、温古、青兰格格、赵卡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诗风，而曾烟和闫红梅应该是近年来内蒙古诗坛的惊喜发现。
她们两位，一个是普通的打工者，一个是女书家，无论是职业或生活，都离诗较远，然而，她们的诗却自成一格，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能打动读者。这是属于内蒙古诗人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努力：“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从经济延伸到生态学。……个人经历着对身体、心灵和行为的全方位时尚化。”[7]
比如，曾烟的《山楂生活》就取自与丈夫老薛真实的打工经历，所卖的糖葫芦也是美好生活的象征。“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洗手，磨刀，挖出它的核/把一个人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拿出来，在一颗/小小的山楂上/一试身手/然后，一颗一颗的串起来/在它的伤口上浇上一勺/融化的糖/我们都喜欢把日子过得滚烫，甜蜜/面带笑容/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把甜蜜的日子/分给每一个前来认领的人”(《山楂生活》)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曾烟凭借朗诵这首诗，获得了内蒙古首届农牧民诗歌大赛一等奖，这既是曾烟的胜利，也是属于幸福诗学的胜利。该不该对苦难生活进行审美化处理，亦或是血淋淋地还原它的原貌呢?我想，每一个作家，会有不同的价值预设，不同的价值预设，会形成不同的作品面相。的确，如果以旁观者的姿态，肆意对他人生活的进行精致的评点或升华，无疑是可耻的或至少是不人道的。但是，若自己的苦难能够进行审美转化，并形成艺术作品，则不仅体现出作家超人一等的胸襟，还体现出技法的圆熟，以及个中孕育的有可能直击人心的冲击力。闫红梅同样也是幸福诗学的践行者。她的组诗《席地而坐》里，所描写的“镜子”“硬币”“厨房”“脸”“嘴”“海马”都是寻常的物象，但却因为主体投射了坚定的乐观主义，所以焕发了不一样的光彩，比如：“难以置信，这是从不做饭的儿子的厨艺/仿佛他天生就是一个厨子，仿佛/他天生就能将人生的酸甜苦辣咸调和得恰到好处，仿佛生活/只是一间冒着热气的小小的厨房/值得我们，倾尽所爱，厮守一生”(《厨艺》)。她还时常在平静的叙述中亮出神来一笔，比如《镜子》：“只有我知道，镜子，其实就是一个/阴谋家，它配合着命运/不动声色，且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收回，你在人间的/时光”。
在我看来，曾烟和闫红梅的诗，具有在平凡生活蒸腾出生机的能力，真正使得诗获得了向上发展的动力，她们的诗神不是高蹈于云端，也不是蹙眉于尘上，而是洋溢着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自然，我们不必刻意歌颂生活，生活是粗糙的，乏味的。但我们同样不必拒绝感受并抒发生活，因为这背后同样需要向死而生的勇气。诗有针砭苦难的能力，同样，也应该有歌颂幸福的力量相对应。实际上，作为读者，并不会觉得作者粉饰苦难就低估了他的苦难，而恰恰会钦佩于他直面苦难并微笑的本事。
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生活本身是残忍的，它像深不可测的深渊，慢慢耗尽我们所有的热望和期待，但另一方面说，曾烟和闫红梅都有能力让我们感受到幸福诗学是真正存在的。当然，诗人应该直面现实，并勇敢地发出恶声，但诗人的力量同样源自于生活，脱离了生活这个庞大的给养库，任何呼号都是空洞的、无力的。确认“小日子”的意义，不是懦弱的表现，也不是小资的说辞，而是以笔亮剑的勇敢，和无可救药的乐观。
结语
以上笔者的观察不能说是全盘的、精确的盘点，限于精力，很多诗人的诗作没有读到，因此也无法在文章中举例引用，拙文只能作为个体的、局限性的散论存在。笔者不通蒙古语，未能将蒙语诗歌纳入其中，只能把笔者可以涉猎到的阿尔泰、满全等人的汉译诗稍作补偿。应该说，十年内蒙古诗歌的成就，可能不是体现在获奖的数量(或重量)上，而是依旧为读者贡献了优秀的作品，内蒙古文坛也为内蒙古诗人提供了许多机会和平台，比如索伦嘎奖的评选、文学馆的成立以及《草原》杂志编选的《内蒙古青年作家作品选(诗歌卷)》和近几年举办的内蒙古年度诗歌排行榜。然而，写诗就同时意味着给文字“赋魅”，意味着打破生活惯性，重新制造神圣的艺术秩序。因此，写诗就是诗人向世界发出的挑战宣言，特别是诗已经不再具有神性价值的今天。近十年的诗坛，“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曾接力刷屏，说明对诗意的追求仍然可以随时复苏。然而，贾浅浅、余秀华、乌青的“白云体”，加之十几年前梨花体、羊羔体的爆火和被恶搞，又一定程度说明，诗歌如果纯粹实现了大众化，将是一个多么危险的讯号。因此，可以进而论之，内蒙古诗歌虽然在全国诗坛属于边缘地位，但并非祸事，恰恰赢得了相对独立的尊严，和难得的平静感。
当然，对下一个十年，依旧有两个展望。一是，期待下一个十年，形成内蒙古诗歌多源合流的局面。内蒙古大部分盟市都有相对独异性的地质风貌和自然景观，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又形成了区别性较强的语用体系。然而，内蒙古是中国的正北方，同时也是雄鸡的脊背，狭长的边疆线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空间认同实际上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诉求。内蒙古其他艺术形式，如歌曲、舞蹈、戏剧、电影，其实都是多源合流、一体多枝的局面。有鲜明的“内蒙古”标签，同时又具有个性化的展示空间。自然，并非我们极力强化这种文化标签，而是如果要谈一个省的诗歌，就应该建立一种除了户籍以外的文化属性区分标准。然而，内蒙古诗歌的内蒙古味道还需要进一步凝心聚力完成。
二是，期待下一个十年，内蒙古诗歌拥有更多的现代性。上文谈过的“幸福诗学”其实就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或者小康生活中完成的一种现代性确认。现代性由火车、轮船、飞机、高铁押运而来，实际上，它也从田园牧歌、青青草原最终走向人均几十平米的空间。摩天大楼必然是现代性使然，但普通人如何在城市的草原中顽强地充当一株草，则仍然是现代性抛给现代人的一大难题。因此，认真对待自己，对待现代生活，无疑是勇敢的，而如何艺术化抒发出那些痛苦和希望，则应该成为诗人的重大课题。我们无法拒绝现代文明，尽管对内蒙古而言，可称为现代化都市并不多，但不可否认的是，都市化、城镇化依旧不可阻挡。在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话题方兴未艾之际，内蒙古诗人如何不失本色，又能迎浪头而上，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思考者、抒情者，我们共同期待。
[1] 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2]参见鄢冬，美学冲击与心理召唤——内蒙古当代诗歌生态价值论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3]张同吾，蒙古民族的英雄浩歌——读白涛诗集《长调与短歌》,《草原》2012年第9期，第94-96页
[4]赵卡，118万平方公里：一个人的蒙地诗篇。
https://weibo.com/p/23041849f6d9cf0102xy7e
[5] 张德明，灵性的光亮在草原闪烁——读广子的组诗《蒙地诗篇》，草原，2013年第2期，第17页。
[6] 瑞恰兹，科学与诗，徐葆耕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7]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