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Zs内蒙古文联网
SZs内蒙古文联网
SZs内蒙古文联网
庄严的事业SZs内蒙古文联网
李 明SZs内蒙古文联网
——任致中先生率先开启集宁战役系统性研究纪实SZs内蒙古文联网
SZs内蒙古文联网
SZs内蒙古文联网
2003年11月，时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任致中同志退居二线。
当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55岁，还不是一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年龄。虽然组织上给了他一个“调研员”的虚职，也让他积极参与局里的工作，发挥老同志的余热。然而，他却另有打算：不能虚度光阴，也不去掺和单位的事情，而是看点书，搞点文学创作。过去想搞创作没有时间，现在时间是充足的。他想搞出一点成绩，也不枉当了一回乌兰察布盟的作协主席。
刚退下来的那些日子，他放松自己，常常漫步在白泉山、老虎山，满怀深情地望着山下这个学习、工作、生活了50多年的塞外山城，禁不住感慨万千。感慨最多的是，自己像一个肩挑重担拾级而上气喘吁吁的挑夫，从今往后，可以卸下肩上的担子，喘口气，歇歇脚，进而逐步转换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了。人的一生总会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样的转换，要面对这种转换，适应这种转换。
2004年初，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中共乌兰察布市委要在全市干部中抽调一些老同志组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督导组”，他被任命为其中一个督导组组长，对三个旗县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工作进行督导。
一年的督导工作刚刚结束，时任乌兰察布市民政局局长的张景文同志找到他，声称由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军分区政治部、“双拥”办联合举办，由市民政局承办一次集宁战役展览。说到这里，张局长一脸郑重，不乏谦恭地说：“任秘书长，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展览的策划、调研、撰稿、拍摄、布展等一系列工作全部由你牵头负责，班子你搭，人员你找，我负责后勤保障。”
原来，作为乌兰察布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办公室”主任的张局长，他和同事们多年来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集宁建成“全国双拥模范城”，想把集宁战役遗址建成全区、甚至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是，申报多年，却不能如愿。“双拥办”的同志们心里很纠结：谁不知道我们集宁在解放战争中曾有过几次赫赫有名的战役，而且硬是凭着军民团结浴血奋战最终获得解放，可我们今天却连“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称号都得不到呢。然而,这种疑问刚刚出口就找到了答案：还不是我们有粉不往脸上搽，守着这么好的“干货”却无人发掘无人研究吗！
对于景文局长的邀请，致中先生有点突然，然而却又像是在情理之中。在他退下来的这一年中，有不少单位和个人邀请他做事：有请他办学的，有请他办报纸专刊的，有请他当主编出版丛书的，有请他为大学讲课的，还有让他帮助开矿的……他都一一婉拒了。他不想为了钱而背着压力去奔波，只想安安静静地、毫无压力地干自己想干的事。
张景文对任致中退居二线后多方邀请却没有答应的情况当然有所耳闻，此刻正欲作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却没想到，老任一拍大腿满口应诺:“行！”
而这一次他所以动心了，是因为他对集宁战役似乎有一种源自心灵的特殊情结，也隐隐约约包含着一种文人的担当和职责。
任致中的祖籍是山西省定襄县，而他是生于乌兰察布察哈尔右翼后旗老土牧尔台（现新建乡）人。他父母于1946年期间正住在集宁。从他稍稍记事开始，母亲就给他不止一次地讲述了那场战争的惨烈和悲壮：顺着被炸塌的房檐，鲜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淌；人们蜷缩在屋里听着一夜的惊心动魄的枪炮声；巷子里血肉模糊的尸体……在父母的讲述熏陶下，在他童真的心魂中常常影影绰绰断断续续地飘忽过一些关于“集宁战役”的故事。那种最易拨动儿童少年心弦的故事作为一种基因，早早就植入了他幼小的心田。可以说，集宁战役的铁血传奇对童年任致中的熏陶和氤氲，在他的心灵中植下了一方特殊的解不开的情结。这一情结，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致他后来的思考和行为都能从这一情结中找到渊源。
1964年秋，任致中考取了集宁一中。集宁一中周围就是当年的集宁战役的战场，他利用休息时间不知道多少次地往返徘徊在这些碉堡、战壕、残垣断壁之间，似寻觅、似挖掘、似思考。之后，他经历了上山下乡，然后回到集宁，当教师，当干部，也包括担任分管文化工作的领导，使他接触和了解集宁战役的机会越来越多。然而，他对集宁战役的思考却愈加焦虑和纠结：解放战争时期，集宁经历过那样惊天动地的战役，有多少革命先烈为集宁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把宝贵的生命永远地掩埋在这块土地上。可是，偌大一个集宁竟没有一个机构，没有几个人梳理和研究他们的事迹，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对集宁战役没有出过一本公开出版的专著，没有办过一次哪怕是最简单的展览，没有搞过一次专门的报告会或者研讨会。集宁战役在干部和群众中，甚至在主管部门都只是一个混混沌沌的概念。集宁战役到底打了几次，作战双方的兵力、将领、胜败，以及集宁战役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意义，很少有人说清楚。
每当这时，老任就在老虎山、卧龙山上那蜿蜒曲折的战壕边徘徊。不错，今天的我们是舒适了，安逸了。可是，这舒适和安逸的源头在哪里？就在这一条条战壕里啊！而这老虎山、卧龙山上的战壕又同井冈山上的战壕、长征途中的战壕、延安的战壕、沂蒙山的战壕……不，几乎遍布全国的战壕紧紧连接在一起的！而这数不清的战壕都是被炮火轰击过，被厮杀声淹没过，被鲜血浸染过的！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身边的一些人，早已忘了初心，忘了来时路。更有些人，贪腐成性，把党和人民交给他的职务和权力当成一把把撬开人民用血汗充盈了的金库的特种钥匙！此时此刻，我们多么需要重温我们的建党史、革命史、革命战争史，多么需要警醒乌兰察布的各界人士，不要忘了老虎山、卧龙山上的战壕，不要忘了革命烈士陵园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啊！是的，这似乎是一个生命的预约，几十年后，老任的心魂竟然又回到了那个童年时就让他好奇不已感奋不已的梦的原点，他似乎找到了作为一个文人的担当和责任。
几天后，由致中先生点将筹组的“集宁战役调研写作组”成立了。成员除了他本人外,还有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孙继光，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涛、设计师顾佩及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企退工人景亮。
“创业艰难百战多”是将军加诗人的陈毅元帅著名诗句，我们要说的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打天下”岂止百战？而我们后人要回忆战争，描述战争，研究战争又岂止百折？两者的艰难程度固然不可比，但后者同样需要我们的专家团队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全身心投入方可完成。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需要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和张飞的“一声喝断当阳桥”之勇武和气势，那么，后者最需要的则是研究者百查不厌的耐力、百问不烦的柔韧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老大妈夜纳千层底般千针万线的连缀辛劳和心智之苦。
事实确实如此。调研写作小组成立后，他们对集宁战役的遗址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考察，登炮楼、越战壕、爬碉堡、钻山洞，探寻当年战役的蛛丝马迹。他们奔波了八个省市的几十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军史党史研究机构，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抄录、复印、拍照。有时候一连工作七八个小时。饿了，在外面的小吃店垫垫肚子，渴了，喝几口矿泉水，接着再干。他们走访了不少当年集宁战役的参加者和亲历者，拜访了一些党史军史专家，在他们那里获得了从书本中得不到的珍贵资料、丰富知识和悉心点拨。
把尘封在报刊和书籍里的集宁战役的资料一点一滴地抠出来，也真有点大海捞针的感觉。查阅、浏览、摘录，还有对比、核实、鉴别。为了核对《傅作义致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的个别字句，致中先生在北京就专门跑了四趟图书馆。这封信刊登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他去北京图书馆，人家内部整理，不对外。他又去了国家图书馆，还好，营业。他向管理员借阅1946年9月的中央日报合订本。管理员问他：要哪个地方的？原来，中央日报有重庆版的，有南京版的。他要了重庆版的。报纸本来就年长日久，再加上复印得很不清晰，回到家里，有些字，他怎么也看不清楚。于是他又去了两趟国家图书馆，把几个版本的文稿对照着看，才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一个当时已经60岁的老人，又患着严重腰椎管狭窄，本来可以安居在家颐养天年，他却在北京的公交、地铁挤上挤下，真让人不得不敬佩有加。
在外地查阅资料，他们住的都很简陋，经常是房间不带卫生间的小旅馆。有一次，住的旅馆是几十个客房共用一个狭小脏乱的卫生间，不仅没有洗澡条件，而且半夜起来小便需要穿过拐弯抹角的走廊。那天，在拐弯处，他不小心滑倒了，好在没有伤筋动骨，虽然痛了好几天，但他还在继续奔波。
几年下来，任致中他们查阅了多少资料，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而他自己关于集宁战役的读书笔记就有150余万字。
笔者虽为一介书生，却是个很自恋的人。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自己写于14年前的拙诗《参观集宁战役展览感赋》。
此诗创作于2008年，题中所谓“参观集宁战役展览”，正是致中先生牵头搞的乌兰察布历史上第一次“集宁战役展览”。今日重读，仍觉热血满腔，豪情万丈！是啊，参观展览，激情难抑，连一介文弱书生也跃跃欲试想要“刺刀尖上做文章”了，可见展览感染力之强大。
于是，我起身打开书橱，拿出《世界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摊在字台上，久久地读，痴痴地看，顿时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于是，我又把目光转移到《中国地图》中的正北方，进而凝聚到在这张地图上仅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塞外山城——集宁。
于是，我的眼前又隐隐约约地浮现出那一幕幕刀光剑影的悲壮，笔者的耳畔又潮水般地轰响起那一浪浪冲锋号角中短兵相接的嘶吼……
作为解放战争中曾发生过四次的集宁战役，国共双方投入兵力达180多个团，也就是说在这块不大的土地上，曾经有近20万部队拼杀、相持和“拉锯”。国共两党最高统帅的目光和心魂也曾经在这块士地上聚焦。毛泽东主席就曾在他的电文、战报、谈话和军事著作中几十次地提到集宁、丰镇、兴和、陶林、卓资山、凉城、商都、隆盛庄、玫瑰营、张皋等地名。而周恩来、聂荣臻、贺龙、叶剑英、胡耀邦、罗瑞卿、杨成武、姚喆以及傅作义、张治中、马歇尔、董其武这些叱诧风云的人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200多个高级将领都是集宁战役的指挥者和参与者，他们中被授予将帅军衔的我军将领就达145人。
拂去历史的尘埃，将这一传说如麻、文献零散、战将如云、番号驳杂、战事纷纭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系统性研究，厘清脉络，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对此，我们举几个具体事例说明。
第一，关于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最高三人小组”飞抵集宁听取第一执行小组汇报这事件的准确时间。此前的不少文献文章，包括一些当时参战的高级将领，例如张达志的回忆录，都赫然大书为1946年1月18日。一日，致中先生和他的团队来到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请教军史专家。其中一位专家摇着头说，不对，据我们所知，1946年1月18号这天，周恩来同志还在重庆出席一次重要会议，他不可能既在重庆又在集宁。至于准确时间，还是继续查吧。周恩来等最高三人小组到集宁，这是几次集宁战役中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他们决定从源头查起，循着线索，顺藤摸瓜，千里西归，来到内蒙古博物馆，进而决定先查阅几次参加集宁战役的姚喆将军的日记。原来，姚喆将军在艰苦复杂的战争年代，始终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可惜他的日记至今尚未正式出版，而以手抄本的形式珍藏于内家古博物馆。姚喆将军的字迹奇特，兼以年代久远，很难辨认。任致中他们一页页地翻，一行行地读，一字字地抠，经过反复比对，反复辨识，终于获得至宝：“3月1日，下午二时，马歇尔及张治中、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坐飞机三架到集宁，停一小时飞北京。”好！好！日记是比回忆录、传记等更为真实而准确的历史记录，“最高三人小组”飞抵集宁的时间是3月1日。至此，迷雾廓清，真相大白！按理说，事情已有结果，但致中先生仍不肯罢休。他觉得，《姚喆日记》虽然可靠，然而尚未出版，心里略嫌遗憾。于是，他们不厌其烦，连续作战,再查阅其他文献。最终在《周恩来年谱》中再次证实，“最高三人小组”飞抵集宁的时间确为1946年3月1日。紧接着，他们乘胜追击，又在多个文献中查阅得知，1946年1月18日下午，确有国共美三方代表飞抵集宁城北机场，但那是由共产党代表孙志远、国民党代表林光炯、美方代表克瑞格3人组成的“军调部集宁考察组”。
此刻，致中先生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心中默念道：“呜呼，历史如铁，使命庄严，容不得半点马马虎虎啊！”
第二，既然是一次严肃认真的军史、战史考察研究，就要涉及到诸多历史人物特别是有争议人物的评价问题。比如说，对在乌兰察布地区影响甚广、同时直接参加过集宁战役的原国民党少将师长鄂友三的评价问题。鄂友三其人，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少将师长，曾在这一地区长期驻扎，对当地百姓犯过一定罪行。然而，后来他毕竟在傅作义的统辖下率部起义，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此之前，内蒙古的一些正规史料中对鄂友三的结论是：“1951年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密谋叛变，被逮捕法办。”这和民间对鄂友三的传说很一致。而在这次系统性考察研究中，随着阅读资料的日益增多才发现，也有的资料显示：鄂友三起义投诚后，其所在部队政治部曾有记载，鄂友三的问题已经重作结论。对此，他们继续认真查实，终于在更为正规的《内蒙古自治区军事史上》查到，结论是“1950年2月，其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4师，任师长。1958年2月在北京病逝。”致中先生及同仁由此认识到，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司马迁的后继者，我们手中的笔重若千斤!我们的一笔一划都直接涉及到历史的真实性和公正性，直接涉及到众多历史人物的声誉及其后代的命运。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绝不能因为自己工作的些许疏漏，而让历史留下不公正的记录。
第三，对国民党起义人员不可随意贬斥，对共产党的英雄就可以无限拔高吗？致中先生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有一次，他领着客人到集宁战役纪念馆参观。他突然发现，在“大同——集宁战役”中，又冒出一个英雄：张欣。张欣在我大部队撤退的时候，一个人坚守在火车站水塔上，用机关枪挡住了国民党傅作义部，掩护了我军的撤退。最后，傅作义部包围了水塔，生生地把他从水塔上扔下来，扔下来时他还抱着一个国民党的排长同归于尽。他的壮烈牺牲，让同行的客人非常感动，客人向任致中先生点头赞誉，他没作声。后来，这个故事让内蒙古电视台做了一个专题时空对话节目，其影响越来越大。之后，致中先生又翻开他的《集宁战役》一书，读到有关文字的叙述：“为掩护部队机关人员的安全撤退，第27团一个机枪班在水塔上坚持战斗，使敌人未能越过铁道以东。最后，第27团第一营派了两个排经反冲锋后，将水塔上的战友接下来，撤出集宁。”这一段文字的原始依据在哪儿呢？他继续查，原来在当时参加战斗的27团团长兴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我们派了一个班带机枪坚守在水塔之上，对阻击敌人向东扩展和后来掩护部队撤退起了重要作用。撤退时，敌人企图围攻并占领水塔，我一营派了两个排一个反冲锋将水塔上的同志接下来，然后全部撤走。”（《兴中：回忆27团在集宁两次战斗》）。这里说得很清楚，当时，我军撤出集宁是有序的，而不是无序的溃败和逃窜，这是有本质不同的。当时的情况是，得到“大同——集宁战役”前线指挥部于12时放弃集宁的命令。集宁总工会组织600余人的担架队将伤员于黄昏时全部撤出。我军守城部队于23时开始按第9团、军直（绥蒙军区机关）、集宁县、集宁市委与政府机关、第27团、第1团、第715团之顺序顺着老虎山的通道秘密撤离。这样有组织的、井然有序的主动撤离，连伤员都全部撤出，怎么可能对坚守水塔的战士不管不顾呢？因此，张欣烈士的故事不仅违背了历史真实，而且也与当时的情况不符，甚至有抹黑我军有序撤离集宁史实的嫌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一虚构的东西改正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于是，致中先生把这个考证结论告诉了集宁战役纪念馆和同仁。
第四，对史实要不断挖掘、比较，寻求历史的真相。“大同——集宁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集宁的四次战事中规模最大，打得最为激烈，影响也最大的一次战役。卓资山防御战是“大同——集宁战役”的第一阶段，卓资山防御战的失利，也给第二阶段会战集宁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卓资山防御战的失利，最主要的原因是敌我双方的力量极为悬殊。这一点，是我军所始料不及的。
多数战史上说，力量悬殊的比例是：傅作义3个师再加1个团，而我军只有1个旅。如果是3个师对战1个旅，力量虽然悬殊，但还不能是“力量极为悬殊。”
当年直接参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的战史上说：“卓资山防御战斗，我以4个营的兵力，抗击敌3个师的进攻，激战8小时，我军伤亡500余人，毙伤敌军1200余人。”这里的力量对比是：敌3个师对战我军4个营。这就可以说是“力量极为悬殊”了。
当年直接参战的独立一旅第2团政治委员罗洪标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从红土地走来》中却爆出了更为惊人的力量悬殊情况：卓资山战役，实际上是独一旅2团一个团1000余人，和国民党军3个师1.2万人的对决。独一旅的另外两个团基本没用上。照罗将军所说的，一个团对3个师，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力量极为悬殊”了。
要知道，以上三组数据，是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不断地分析、比较、判断，才能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科学地总结卓资山战役的经验教训。
历史是庄严的，神圣的，然而历史典籍又是由后人书写的。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又常常会出现一些疏漏，甚至是片面、错讹、张冠李戴，或者有意无意地编造的现象。致中先生在集宁战役的研究中，坚持尊重历史、以史为实，坚持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浮躁、不敷衍、不想当然。然而，这也并不容易，需要不怕吃苦，不厌其烦，以及多方面的学养、远见和持之以恒的坚持。
2009年2月，《集宁战役》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后，任致中一直没有停止对集宁战役的资料收集、内容挖掘和问题思考。一方面，新资料的发现使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成果，另一方面一些专家和读者也给他提出不少建议，希望他修订此书。从2006年开始，至2009年，在第一版《集宁战役》出版十年后，他完成了修订版的写作。
原书只记述了三次集宁战役：即1946年1月集宁反击战，1948年9月“大同——集宁战役”，1948年9月的解放集宁，遗漏了1945年10月的绥远战役之绥东作战。
绥远战役之绥东作战，是集宁战役中非常重要的一次。绥远战役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提出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方针指导下向国民党军发动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战役八路军冀察晋军区和晋绥军区共出动了14个旅、5.3万人，规模是相当大的。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绥远战役分绥东作战和会攻归绥两期实施。在历时56天的绥远战役中，打得最为精彩、最为漂亮的是绥东作战。绥远战役以7000人的代价，歼敌12000人，而历时7天的绥东作战就歼敌5000余人。它解放了绥东、绥南6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割断了绥远省、山西省国民党军的联系，为绥远战役后一阶段的战斗打下了基础。原版《集宁战役》没有记述它，是一个失误，《集宁战役·修订版》增加了这部分内容是一个重要补充。
由于这次战役参战部队多，高级将领多，所以后面章节的许多内容都与它有关。
⒉修订版增加了地方党政干部和蒙古族地方武装参加集宁战役的内容
原书记述的是参加集宁战役的部队是中央军委领导的冀察晋军区和晋绥军区八路军和解放军。其实在历时三年多前后四次的集宁战役中，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当地各族群众一直都在积极参与和支持集宁战役，只是我们没有认真地挖掘和整理。为此，在修订版中专门增加了一章。这一章有三项内容：一是绥蒙党委政府干部参加绥远战役；二是郑天翔领导的绥南地区支援集宁战役的史实；三是莫杰领导的旗保安队和蒙古族牧民参加了集宁战役。其中，郑天翔和莫杰这些章节，是从地方史志中挖掘整理出来的，弥补了集宁战役这一方面的空白，增加了该书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原版《集宁战役》列出被授予少将及以上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120名，而在修订版中，列出145名。
修订版比原版《集宁战役》增加了“被授予少将以下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34名”。这部分军官多数是在当时评定军衔时虽然只是大校（还有上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都是在省军级的岗位上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还有为数不多的军官在解放战争时期职务很高，但授衔时由于种种原因未授少将以上军衔。例如王长江，原来是绥蒙军区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但后因介绍用人有误而受到牵连，仅授衔为大校。
原版《集宁战役》记录了参加集宁战役的部分转地方工作、未授军衔的党政高级干部12名，修订版将这个数字增加到23名。
修订版将参加集宁战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名单从原书的132名，增加到201名。
② 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关于集宁战事的电报、电令由原书的3000余字，修订版增加到13000字
③ 中共党史、军史、战史（志）有关集宁战事的表述修订版比原书大幅度增加
原书只收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和《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中有关集宁战事的表述。而修订版增加了下列著作中关于集宁战事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内蒙古自治区志·军事志》。
修订版比原书无论在内容的深度、广度和学术性，还是表述的完整性、准确性和逻辑性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军史专家温瑞茂对《集宁战役·修订版》的评价是：“该书史料准确，观点正确，对研究解放军在集宁地区的作战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对推动我军战史研究有裨益。建议该书略作修改即可交付出版。”
除了在内容的研究上下功夫之外，近两年，致中先生还在讲好集宁战役的故事、普及集宁战役的知识方面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完成了13篇《关于集宁和集宁战役话题》短文，每篇1000余字。内容是介绍集宁的历史和集宁这些年来的变化；简要介绍集宁四次战役的来龙去脉，让读者从大的视角和脉络上把握集宁战役；介绍集宁战役的文化建设情况。
二是把四次集宁战役中精彩的能用故事表达的内容，写成23个故事，每篇1000余字。例如《两位元帅并肩战斗在绥东战场》《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魏占祥》《爱枪模范吕顺保》《韩双亭断臂卧龙山》《傅作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姚喆的女儿》等等。
这些文章在报纸、刊物、新华网及暖心居等媒体、自媒体上发表以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对集宁战役的宣传和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的文稿让致中先生看了，他很严肃、很诚恳地说：“你可别写成好像集宁战役是我做大的，那就错了。”他还建议我专门写一节，告诉读者，集宁战役之所以能做大，是团队的力量，是集体的力量，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力亲为的力量。
当初，他们的团队只有五个人，后来虽然团队解散了，但大家对集宁战役的情感却没有散。孙继光是地方志专家，他对第一版《集宁战役》的调研和编撰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后来，他的心脏做了大手术，但也时刻关注着集宁战役的事，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博物馆副馆长张涛和设计师顾佩，利用他们的专业特长和职务方便，一直在为集宁战役做着别人无意取代的贡献。景亮也用自己的方式，对集宁战役坚守着、关注着、宣传着。
从2012年开始，王玉水先生领导的“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研究会”，以研究红色文化为己任，把对集宁战役的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多年来，在集宁、北京等地专门召开了6次集宁战役联谊会和座谈会，邀请了60余位参加集宁战役的将帅后代和一些军史、战史专家聚集一堂。大家缅怀前辈，悼念英烈，研讨集宁战役的理论和文化建设。研究会还出版了精美的集宁战役邮册，拍摄了集宁战役文献纪录片。这些举动对推动集宁战役的科学研究水平，提升集宁战役文化建设的层次，扩大集宁战役的影响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以上这些，都是民间的力量、 社会团体的力量，而真正把集宁战役做强做大的是各级党政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和亲力亲为。
起航的是乌兰察布市民政局，领头的是民政局长兼“双拥办”主任张景文，他请示、协调了乌兰察布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军分区政治部，成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还专题研究了这项工作，并且解决了所需经费的难题。具体工作，由民政局纪检书记贾浩宇、业务科长高洁等人配合张局长做了大量的工作。
推动集宁战役事业上一个台阶的是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委。当时致中先生他们搞的集宁战役展览馆就地取材，设置在乌兰察布军分区院内的一个只有400平米的小礼堂。这里不仅场地窄憋，而且军分区作为一个军事重地，警卫森严，不宜人来人往。对此，集宁区委书记罗虎在果断决定，在老虎山公园的边沿新建一个纪念园纪念馆。一年以后，在完成了拆迁、征地等相关手续后，一座占地10000 平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米的宏伟的集宁战役纪念馆拔地而起，2010年10月投入使用。
2014年，乌兰察布市委、市政府又以集宁战役纪念馆为中心，建成了占地13万平方米，由17个参观和体验景点组成的集宁战役纪念园，其中的将军纪念园、名人纪念园由一百余幅将帅群雕组成，在国内也为数不多。
之后，乌兰察布市委、市政府又在集宁战役纪念园边上建起了宏伟的乌兰察布党史馆，与集宁战役纪念园连成一体，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红色纪念园。
感谢当年集宁区委、区政府为集宁战役纪念馆专门设置了一个事业单位的建制。有这个建制与没有这个建制，对集宁战役事业的发展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多年来，这个单位在岳晓波、范振华的领导下，在场馆规范化建设和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岳晓波同志在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初创期间，克服困难，为馆园添置了大量无偿的武器道具，增强了场馆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在乌兰察布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战役馆的同志们，组织完成了那么多逼真的将帅雕塑，真是功不可没，要是现在，就是有钱也搞不起来了，报批手续就难以通过。
在集宁战役纪念馆、纪念园建设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布小林同志先后四次莅临参观指导，并组织自治区不少厅局到集宁战役馆参观学习。
201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自治区主席布小林的陪同下，参观了集宁战役纪念馆，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对集宁战役的研究及场馆建设做了具体指导。
应该指出，在推动集宁战役文化建设做大做强的事业中，新闻媒体功不可没。新华网、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视台、乌兰察布日报、乌兰察布电视台、《敕勒川》文学季刊、暖心居、乌大张区域合作、《火神》文学季刊、乌兰察布文明网等媒体、自媒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和优势对集宁战役做了有影响力的宣传、报道和介绍。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通过社会各方力量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几年来，集宁战役作为一项重要的红色文化工程，终于由原来的一棵小苗长成了大树，迄今为止，集宁战役纪念园已经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家的如下荣誉：
2006年8月25日，集宁战役展览馆在乌兰察布军分区小礼堂开幕。这虽然是一个只有400平米的展馆，但它是集宁，乃至乌兰察布历史上第一次对集宁战役的展示。市、区领导还有一些嘉宾都到会祝贺，主席台上坐满了人，而唯独没有集宁战役编创组的一个人。对此，编创团队的人很有意见，纷纷对致中先生发牢骚：“这是集宁战役展览，又不是领导碰头会，我们不上去也行，总得给你留一席之地吧？”任先生对这种官本位文化既熟悉又无奈。他记得有一张漫画，题目是“××市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合影留念”，画面上坐满了各级领导，只有一个劳动模范，还在最边上蹭着半个屁股。致中先生没有发牢骚，只是平静地说：“在集宁战役中牺牲了那么多烈士，他们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遑论什么座位呢？”话是有一点大道理的味道，但世上的大道理都管着小道理，而且这句话是实话实说。
致中先生有一位大学时候的老同学，对历史有研究，文笔也好。他退休以后没事干，看见老任很忙，便说：“我想参加你们团队，不知要不要？”老任热烈欢迎：“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当对方问到报酬的时候，老任如实告知：“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者。”对方一听，回了一句：“我见你们忙碌得这么起劲，以为挣多少钱呢，原来是白干，白干谁干？！”
是的，老任他们搞集宁战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挣钱。民政局除了给报销外调的差旅费之外，再没有经费，有时候，差旅费还得自己先垫付。当初，张景文局长倒是跟他说过：“将来我们民政局在阳光裕园分房的时候，可以给你按职工内部价分一套”。当时，民政局在建设一处叫“阳光裕园”的小区。张局长当时的想法也是真心实意，在情在理的。然而，到了分房的时候，民政局机关内部对分房子的事已经闹得让张局长难以应付。老任见状，也没问张局长房子的事，张局长再也没说什么。
从2005年“集宁战役编写组”成立至今，整整16年了。十几年来，有大约260余万人次光临集宁战役纪念馆、纪念园，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其中有不少好学深思之士在参观踏访的同时禁不住要寻根溯源，追寻集宁战役史料的挖掘者、研究者。
2017年的一天，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参观“集宁战役纪念园”时，睹物思人，浮想联翩，禁不住问身旁的一位陪同者：这么宏大的学术性工程，这么详尽的文史资料，是谁，怎么挖掘的？陪同参观者告诉他说，是一位叫任致中的老干部退休后带着他的团队干的。这位教授听了，唏嘘不已，称羡不绝。
报社记者来了，电台记者来了，电视台记者来了。消息、通讯、人物专访的稿件不时出现在媒体上。更有不少读者、参观者，通过电话、微信、公众号、参观留言等方式纷纷向他祝贺，致谢，致意。有的是参观集宁战役景点后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有感而发，有的是参加红色文化研讨会时的夺席谈经，有的是捧读《集宁战役》专著后的真挚感言。限于篇幅，仅汲取玉海一勺献给读者：乌兰察布市老干部刘清兰在公众号上留言给致中先生道：“许多人只知道集宁是战略要地，曾有过惨烈的老虎山战役，但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看到那么多将军、军事家曾亲临战场决策指挥，可见老虎山战役在当时是举足轻重的。写集宁就是写内蒙古、写中国的历史。你的有价值的作为，令人掩卷而思，回味无穷。感谢你们为集宁战役做出的贡献！”
我和致中先生的认识，是从文学开始的。那时候，他是一位政府的官员，也是一名业余作者，我是乌兰察布电台的文学编辑。人与人相处，有的处着处着，就渐行渐远了；有的却时间愈久，情感愈浓，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格魅力。我和致中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令我感触最深的是：这位官员兼作家，长期身在官场，却以读书为伴，保持着一个作家的真情实感、诚恳朴实的品格。
当你走进他的书房，你会觉得他不是一名官员，而是一位学者。那摆满整整两堵墙的大 书橱让你惊叹不已，而两堵墙的书橱放不下的书籍，不得不移至库房新添的两个大书架中。这还不算，墙角的矮凳上、小桌上，到处都是书。难怪在内蒙古第二届“书香之家”评选活动中，他家榜上有名。更让你吃惊不已的是，他的日记、读书札记、集宁战役的资料笔记，加起来足足有600余万字，而且，他至今还以每天1000字的速度增加这个数字。
他的勤奋、敬业和才华，特别是他干一行爱一行，咬定青山，坚韧不拔的精神，令我钦佩。
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先后出版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六部专著。作品曾荣获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内蒙古报告文学奖，内蒙古改革题材文学奖，内蒙古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华北五省戏剧论文奖，全国宁波微型小说大赛二等奖等奖项。在文学和文化工作方面，担任过电视文献纪录片、展览、刊物、大型文学丛书等十几种（部、集）作品的策划、撰稿、副主编、执行主编、主编等。
在集宁战役的研究中，他一直博览群书，笔耕不辍：2009年2月出版《集宁战役》一书后，又大幅度地精心修订，可望在明年出版《集宁战役·修订版》。同时又完成了《集宁战役研究拾遗》一书的写作，同时参加了中央党史研究室《集宁战役》的课题工作。
为此，请允许我站在高高的老虎山上，面对老虎山、白泉山、卧龙山、铁军山上那已被松枝和碧草遮盖，已被历史尘埃掩埋了一半的一条条战壕，向你默默地，不，是响遏行云地大喊一声：致敬，致中先生！
李 明 男，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乌兰察布市作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诗词学会、戏剧家协会会员。人社部主管《职业》杂志驻江苏、浙江两省编辑部编审。杭州宜甲文化影视公司创作员兼文学编辑。
任致中 退休干部，乌兰察布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文学、文化类作品6部，作品曾获自治区“索龙嘎”奖、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奖项。《集宁战役》对集宁战役遗址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起到了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SZs内蒙古文联网
SZs内蒙古文联网
SZs内蒙古文联网
SZs内蒙古文联网
